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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士民再三劝进，秦牧终于同意接受拥立称王.
此时杨芷母子也已接到武昌，同来的还的杨廷麟一家。
因洛阳之战已打响，东取江南更须紧锣密鼓的筹备，没有时间耗费，是以一切体制多按明制设立。
由司马安、诸葛敏、李源三人入阁为辅臣；何亮掌兵部，杨廷麟掌吏部，刘伯全掌户部，宋应星掌工部，堵胤锡掌礼部，白铁掌刑部，邵华掌都察院，顾炎武掌翰林院，以杨慎掌大理寺，以宋献策掌太常寺，以吴有性掌太医院，以汤若望掌钦天监；
以顾君恩、吴晋锡、喻大猷、卞狄、谢凡、田一亩、吴有才、林清和、王守素、覃秋白、余杭生等等分任侍郎、寺卿、主事等官职；
另以蒙轲、刘猛、马永贞、李过、分任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其中后军都督府大都督一职暂时空缺，秦牧故意没有任命。
原来负责赏功罚过，贯彻秦牧意志的军事佥事官划归兵部管辖。
同时秦牧利用此次机会，进一步强干弱枝，将整编的关宁军、苏谨、李九、以及原李自成余部的百战精卒一同充入刘猛的中军都督府。
相对于蒙轲、马永贞、李过三人，刘猛粗中有细，是秦牧一手带出来的悍将，向来忠心不二，由他掌握最强盛的中军，秦牧才能放心。
体制和官职议定之后，紧要的便是议定国号了，此事其实是最早议及的，但因各人意见不同，一时僵持不下，秦牧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把国号留到了后。
以诸葛敏为首的一方，认为秦牧起于荆楚，当以“楚”为国号。
顾炎武却站出来反对道：“凡立国定祚，皆须大义之名，大明两京虽然已经沦陷，但鲁王、唐王已同时宣称继位，大人本是明臣，此时以楚立国，则难占大义之名；
秦氏本源于嬴氏，始皇帝横扫六合，铸我中华一统之基，汉代秦之后，始皇帝子孙遂以国为姓，称为秦氏。
大人生为始皇帝后代子孙，岂能以楚为号，自应回归本源，继承始皇帝之大统，以秦为国号，如此才能正本清源，统合天一。”
顾炎武一席，让各人豁然开朗，不错，秦牧继承的不是明朝国祚，不管取什么样的国号，都难免落个不臣之名。
如今要争得大义之名，只有追本溯源。始皇帝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当此民族存亡之际，秦牧以始皇帝后代子孙之名，起起继承始皇帝道统，只有这样，在大义名份上才勉强站得住脚。
想通了这一点，众人再无异议，遂议定国号为“秦”。
唯一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得到始皇帝的传国玺，若是得到传国玉玺，一切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七月初一，武昌举行隆重的开国议式，秦牧被奉为秦王；并于登位之时颁布秦王诏：
予尝闻，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自明祚倾移，两京沦陷，亿兆生民水火加身，妻离子散，已饱经亡国之痛；
又有建州鞑虏，窥我华夏。其摄政多尔衮者，与伪皇太后叔嫂通奸，恬不知耻；其伪礼亲王代善者，与庶母乱伦，开同禽兽；此禽兽之国，豺狼之邦，入关以来，复坏我纲常，毁我衣冠，乃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不剃发者抓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泱泱华夏，竟成遍地膻腥。
胡兵过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扬州十日火光满城，杀声盈宇，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珠，一步一蹶。婴骸遍地，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一沟一地，堆尸贮积，手足相枕，塘为之平。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耳所难闻，目不忍睹。数十万生灵，枉死鞑虏刀下，春风十里扬州路，但闻孤魂野鬼哭；
当此天下存亡之际，朱明子孙不思救民于水火，但求苟且偷生；潞王者，人道贤明，然监国两日而降清；鲁王、唐王者，至外敌于不顾，同室操戈，互相攻奸，呜呼！天下仁人志士，无不为之心寒。
予生为秦氏，本始皇帝后裔，治理一方，平顾贼于赣南，驱张逆于湖广，拒鞑虏于荆襄，一心为民，未敢作非分之想；
然明祚衰绝，人力难以回天，朱明子弟，难觅贤明；而众将文武群臣军民耆老合词劝进，恳请再三，予不忍天下沦亡于胡虏，乃以今年七月初一，祗告天地，承始皇帝国号大秦........
予治湖广江右之地，革积弊，兴文教、农桑工商并举，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戈，目视我中原之民陷于膻腥，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即举大义之旗，起兵驱除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华夏之衣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值此天下存亡之际，当聚我义旗之下，众志成城，共御外辱；
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兵至士民勿避，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弃于狄虏，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这首诏书一经颁布，顿时轰动天下。就象一扬巨大台风过境，士民奔走相告，议论纷纷，秦牧称王与鲁王、唐王等称监国完全是两回事；
鲁王、唐王手下无一兵一卒，秦牧如今手下已有几十万劲旅，实力雄厚，又刚刚大败阿济格，歼敌十万，大明自永乐之后，就没取得过如此辉煌的胜利。天下多数百姓都将他视作抵抗胡虏的唯一希望。
而秦牧诏书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一是宣告大明已经灭亡，朱家子孙不肖，不足以拯救天下；
二是指出鞑子禽兽不如，控诉鞑子的暴行，激发天下人同仇敌忾之心；
三是明确自己继承的是始皇帝的道统，名正言顺；
四是号召天下人团结到自己的义旗之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尤其是诏书中首次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口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