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墓地送韩老师最后一程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王文彬跟几位最要好的朋友。秦老师一直坚持要来，但韩老师的妻子说什么也不让，她认为韩老师是替秦露死的，因为据秦露说，当时韩老师有点累，她替韩老师开着车，突然一只野兔还是什么，她没看清，从隔离带钻出来，她一着急猛打方向盘，小车失控径直向右侧行驶的一辆货车撞去，在那一刹那，韩老师伸过手来将方向盘向左扳了一把，致使副驾深深地嵌入车厢下，而主驾露在了车厢外。
说也奇怪，秦露醒来后，又进行了一次彻底检查，仅断了两根肋骨，再无任何严重损伤。她认为韩老师救了她，她必须来参加丧仪，但韩老师妻子视她为仇，决不见她，她也就只能躺在医院的床上一个人默默流泪。陪她流泪的是她母亲，但两人心境不同，她母亲是为她难过，看着四十几的女儿还是单身一人，她母亲又是急又是气，现在撞成这样，让这个近七十的老母亲陪她，老母亲的心啊，伤痛又凄苦，自己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是这副性情，老母亲有时都想是不是老天在惩罚自己。
秦露推了推母亲，递给母亲一张纸，问：“妈，你怎么也哭了？”母亲看了她一眼，道：“你一哭，妈也想哭，哭着哭着就止不住了。”秦露又递给母亲一张抽纸。
与秦露同样想去墓地也没去成的还有杨书记跟学校的领导，倒不是因为有紧急会议等工作安排，也是韩老师的妻子不允许。韩老师妻子想给韩老师申请“烈士”，但学校从无先例，韩老师又是在工作之外回家的路上出事的，杨书记跟领导们开了几次会都难以定论，终究没有批准。
韩老师的妻子为此还到学校大闹了两次，闹归闹，政策是政策，谁也没有办法，杨书记也很遗憾。但韩老师妻子认定是他们这些领导不给批，不给韩老师以肯定，所以对他们的排斥胜过对秦露的仇视，连他们的影子都不想看到。
只有王文彬以同事的身份站在墓碑前，将一大束鲜花放在碑座上，这束花是由五束扎成一捆的，包含秦露、老支书、杨书记和沙梁乡田书记每人献上的一束。
其他人离开墓地后，文彬又独自站了好长时间，他已没有前几天撕心裂肺的痛，而是胸间有点闷，像憋着一口气，长舒了一次又一次，但总吐不出来。他不只一次跟杨书记沟通，希望将韩少波同志评为烈士，他也相信会上杨书记肯定极力争取过，但怎么也通不过，果真是扶贫干部的付出、牺牲与精神还不足以与这个称号匹配吗？
韩老师本可以在附属学校代几节副科，安安然然，等待退休的，他却像位热血青年加入了他认为必将载入史册的一项时代壮举。他跟文彬这个队长兼“第一书记”一样，要驻村，要将基础数据核准，保证每项政策宣传、落实到位，他们走访次数不比自己少。他们的工作是扶贫工作的神经末梢，直接与贫困户打交道，冷暖自知，伤痕自愈。他们为了啥，又图什么呢？
最后连命也图进去了，落了个回家途中车祸意外身亡。韩老师的工作究竟有没有人看到，韩老师工作的意义究竟有没有人肯定？难道只能向学校挣这么一块墓地吗？他向着长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嘘——
天依然那么蓝，那么深，那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