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爷借了三千五百元钱，连夜回去。
因为没有什么好电视剧，我也没看，奶奶就闭了电视。
1989年2月22号星期三
一早，我吃了两小碗米饭、两个饺子。
来到炼钢厂，烤了一会儿炉子。
职工渐渐来到，都进厂房干活。
我先干点零活，厂长来后分配我和沙。
我和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一个年岁相仿的青年一起干的。
活不算很累，就是灰尘呛
人。
中午，洪庆二哥领我下饭馆，二碗米饭，一盘干豆腐炒肉。
晚上，很早完活儿，我骑车回家。妈还没回来。
1989年2月23号星期四
要不是顶风，下班后真上桥接妈。
一路到家，妈已回来了，并买了一台自行车。一切一切，都很好。
晚上看了《戏剧百花》和一集《星星知我心》。
1989年2月24号星期五
晌午在工厂里吃完饭，照例去散步。到分水车站、市场走走。
下班后路过虎庄，到二姑家看看，她一人在家。
我吃了一个苹果，又装了几个，在路上含了三块糖。
这一天很充实，但在文学方面就很空虚了。
这也是奶奶、二姨，洪庆二哥让我干工作的意图之一。
但在文学方面，我永远是拥有者。
晚间，我跑步到景波家，他在做《草本4》的封面。
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关于文学社的事，苦恼与无奈与交织。
景波今夜给我一个评价是：
得而不喜
失而不忧
在事业上、生活上，许多得与不得划等号，但文学社哪怕有一点进步，我也会为之默默欢喜。
我有时想象我疯了，一晃到了七，八十岁，嘴里念叨的还是：“分水岭文学社、分水岭文学社。”
一群年青的文学者扶着颤抖的我，来到一个高耸的洁白大厦门前。
一个人说：“孙老，您安心吧，您好好看看，这就是您少年时苦心开拓文学社的成果，现在立足辽宁，俯视全国，在世界上都有名呢。”
我的眼里滚出两行浑浊的老泪，扑地大哭，然后死了。
晚上，彩电演《一剪梅》
黑白电视演《星星知我心》。
1989年2月25号星期六
上了一天班，厂长在午后告诉我，明天我去和一个老师傅，三个姑娘打信子。
我想和沙才四元钱一天，够损了吧？如果打信子一天三元钱，我还干个什么劲儿？
所以，我下班后就到了二姨家，和二姨，洪庆二哥谈。
二哥保证我一天不能只赚三元钱。
秀芹姐回来后，一起用了晚饭。
其后天色黑了，我离开二姨家，不想这么远回韩家去。就去了奶奶家。
1989年2月26号星期日
我带好饭盒，来到铸钢厂。
工作的时候，停电了。
厂长宣布放假，我回到家，努力想写《苦命媳妇》，但终于放弃了。
《芷石兰》也没有抄，就给景波送去了。
他在画漫画，我们谈至中午，我知道昨天周雨红来过了，留下几份稿子，带走一些书。
我拿了她的几份稿子回来编辑《草本5》。
说实话，她这几份稿子很学生化，我给适当地改一改。
这也许是她很早期的作品吧？
其实我也是的，有什么资格给人家乱改稿子？春波又做别论，他和我交好，而且对这方面马马虎虎不再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