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战国策目录》序

《战国策目录》序

作者：【宋】曾巩

刘向[1]所定《战国策》[2]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3]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4]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5]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6]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注释：

[1]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撰成最早的目录《别录》。[2]《战国策》：书名，多记录战国策士的言行，保存史料较丰富。由刘向编定。[3]二帝、三王：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与周文王、武王。[4]“卒至”句：苏秦为战国时纵横家，曾说六国合纵以抗秦；商鞅为法家，曾说秦孝公变法图强；孙膑为兵家，曾为齐谋击破魏军；吴起为兵家，曾为魏文侯将攻秦，任西河守；李斯为法家，曾助秦始皇统一六国。[5]寤：通“悟”。[6]放：抛弃。

赏析：

曾巩是欧阳修的乡后进，学习欧阳修为古文，深于儒术；文章以儒家思想为准绳，风格亦近于欧阳修，雍容平易，能穷尽事理。他曾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理、集贤校理，在校书方面颇多贡献。姚鼐认为“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矣”（《古文辞类纂序目》）。这篇《〈战国策目录〉序》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