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边注：
本章论述“为义”乃臣下事奉君上的一“术”，且以高墙深宫仅凿一门相比譬。
5.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1]，虽在农与工肆之人[2]，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3]，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4]，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5]，以官服事[6]，以劳殿赏[7]，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8]，此若言之谓也[9]。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10]，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11]，授之政，九州成[12]；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13]，授之政，其谋得[14]；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15]，授之政，西土服[16]。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17]，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意）[18]。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19]。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20]，则由得士也。
注释：
[1]列德：排列道德高下的次序。列，排列，序次。[2]农与工肆之人：指农夫、百工与商人。肆，店铺。[3]予：或作“与”，给予，授予。[4]断予之令：是说使之有出令决断的权力。断，决，决断。[5]就列：登上官位。就，上，从。列，次列，官位。[6]服：服务，从事。[7]以劳殿赏：是说按功劳大小定其奖赏。殿，奠，镇，定。[8]辟：通“避”。避，避开，排除。[9]此若：义同“此”。同义复词。若，犹“此”。[10]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是说唐尧把虞舜从服泽以北推举出来。阳，指北。古时称山南水北曰阳，山北水南曰阴。[11]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是说夏禹把伯益从阴方之中推举出来。阴方，地名，未详其地。益，即伯益，舜的虞官。[12]九州成：是说中国得以安定。九州，古代中国设置的九个行政区域。有三种说法：其一，《尚书·禹贡》中的“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二，《尔雅·释地》中的“九州”无青、梁，有幽、营；其三，《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九州”无徐、梁，有幽、并。后“九州”泛指中国。“九州”亦称“九有”。成，定，平定，统一。[13]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是说商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推举出来。伊尹，汤大臣。庖厨，同义复词，“庖”义同“厨”，厨房。此处指厨役。[14]其谋得：是说商汤覆灭夏桀的计谋付诸实施并得以实现。[15]文王举闳（hóng）夭、泰颠于罝（jū）罔之中：是说周文王把闳夭、泰颠从猎户内推举出来。“文王”，即周文王，周族领袖。姬姓，名昌。古公亶父孙。商纣时为西伯，为崇侯虎所谗，囚于羑（yǒu）里。周臣闳夭、泰颠、散宜生等献美女名马于纣，得释。后攻灭黎、邗、崇等国。自周原迁都于丰。招贤纳士，得东海姜尚等。在位五十年。闳夭，文王贤臣，为辅佐武王治理天下的十臣之一。泰颠，或作太颠，文王贤臣，为文王四友之一。后随武王灭商建周。罝罔，捕兽具。罝，网。罔，同“网”。[16]西土服：西方诸小国都归服于周。西土，指周族定居处及其四周之地，今陕西岐山一带。服，归服，臣服。[17]施：善。[18]德：原作“意”。从孙诒让校改。[19]故士者，所以辅相承嗣也：是说贤士是作为辅佐君王的大臣和君王继承者的人选。辅相，同义复词，辅佐君王的大臣。承嗣，亦同义复词，承继，嗣位。[20]美章而恶不生：是说美善彰显而恶丑止息。章，通“彰”。彰，显，表彰。
原边注：
本章以“尧举舜于服泽之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四例，论述古者圣王“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乃“为政”的要道。
6.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1]，将不可以不尚贤[2]。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注释：
[1]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是说如果想上宗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治国理政之道。尚，同“上”。《尚贤下》“上欲中圣王之道”，正作“上”。祖述，远追，上承。[2]将：乃，就。
原边注：
本章总括全篇要义：“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点评：
尚贤，崇尚贤士，即以贤士为上。墨子论其“十大主张”，尚贤当其首，足见其分量之重。《墨子》书《尚贤》共三篇，论述有共同之处，然又各有侧重，此篇乃墨子尚贤思想的总纲。首先论述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为“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其次论述古代圣王“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并列举唐尧举虞舜，夏禹举伯益，商汤举伊尹，周文举闳夭、泰颠，天下皆得治四例以为证。最后抽绎出“尚贤者，政之本也”的主题思想。
此篇说“贤良之士”，“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亲士》说，“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可谓后前呼应。古代圣王都认识到贤士的重要，并将任贤使能用于其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去。至墨子才将“尚贤”问题放在理论层面，专加论述，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的主张，从而鲜明地表达反对“任人唯亲”、提倡“任人唯贤”的态度，在用人路线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规矩。
《尚贤》与《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诸篇，历来被学界称作“十论”或“十大主张”，畅论墨子治国养民之道。原各有上、中、下三篇，文字或有出入，然大旨不殊。总计三十篇，后阙佚，存二十四篇。它们当是墨子上说下教的论说，而由其门弟子分别记述下来。《鲁问》：“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家社会政治与伦理思想悉数寓于其中。墨子殁，门弟子离而为三。俞樾说，三十篇疑为相里、相夫、邓陵氏分传之本，而后人辑为一帙，合乎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