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总是会带着腐败，这是人性问题，和其他任何东西没有关系。
法规条律只不过是让其犯罪的成本提高，在于威慑。
就算是太祖那样的严苛刑法，为的就是威慑贪官，但是在现有条件下，该贪的，还是会贪。
在场除了于谦，或许没有几个尚书敢说自己没受过别人礼的。
为官清廉可并不代表着穷。
和贫苦大众相比，于谦出生书香门第，祖上便是当官的。
只不过于谦的父亲于彦昭，乐于隐居，喜欢研究学问。
也或许是如此性格，才让于谦的物质欲望很低。
千人千面，于谦之所以能出头，其实和宣宗当时要打击贪腐不无关系。
当时宣宗问杨士奇和杨荣：“为何祖宗之时，朝臣谨慎自守，近来却贪浊成风？”
答曰：“末年已有之，如今更为甚。”
自此，宣宗让于谦巡按江西，并且在杨士奇的推荐下任用顾佐为右都御史。
要说最严重的腐败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杨士奇这样的阁臣身上。
顾佐为右都御史，有人弹劾其接受隶役金钱，私自将其遣送回去，在宣宗看来，这和杨士奇当初推荐的不一样，说好的公正廉洁呢？
但是杨士奇却说：“中朝官禄薄，仆马薪刍咸资之隶，隶得归耕，官得佐费，实两使目，永乐以来皆然；先帝知之，令增朝臣俸以此。”
这是和后世和珅的救济粮掺沙理论一样，官员薪资微薄，养不起童仆马匹，所以收了他们的钱，放他们回去耕田。
简单来说，就是哭穷，还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也正是因为这样，朝纲到了王振手中，便败坏的不成样子。
法律得不到实施，其威慑的效用已经十分廉价了。
同行的衬托，让于谦这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显得格外妖艳。
工资，朱祁钰自然是要给他们涨，但是涨工资的前提下，就是要从根源清洗一下腐败。
如今的人头税就是根源之一。
掀开那遮盖的布，露出里面血淋淋的现实，消失的人和地，就堆积在其中，而官员们便是在布匹上饮酒享乐。
“诸卿要想的是，以亩计银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不是想着太早或者太急，凡事皆有度，大明糜烂至此，正需我辈动手改造。”
朱祁钰扫视了一眼，继续沉声道：“明公们说俸禄低，朕发了实俸，但贪欲永无止境，朕需要钱，便是从税收中来，太祖曾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明公不能一手偷着大明的钱粮，又在朕面前哭穷！”
闻言，王直陈镒等人浑身一颤。
他们哪会不知道，这说的是三杨时代的内阁，也说的是他们欺上瞒下，碌碌无为的懒政。
“陛下，臣以为，若是银差增耗，额办和派办，可能导致各地摊派，看似减轻了百姓负担，实则官吏会层层加码，按陛下所说，国库虽充盈，但生灵涂炭。”
趁着圣人说话的空隙，于谦加以理解，再加入自己的判断，独立做出了预判。
朱祁钰点了点头，笑道：“不愧是于卿，确实，因而朕才会让百官讨论，而不是直接推行。”
说着，朱祁钰起身，走到众人之中，道：“金濂掌法，陈循掌财，于谦掌兵，周忱掌匠，王直掌吏，以六部之能，若不能完善新政，那朕就该考虑换人了。”
朱祁钰可不是开玩笑，身为六部尚书，除了周忱，还是内阁大臣，领导中的领导，知人善用也是必须的。
如果任何事情都是朱祁钰自己决定自己想，那么要他们何用？
于谦在接受夸奖的同时，也感到了些压力。
一种来自于大明意志革新的迫切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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