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被点名的医务科科长一愣，继而回答说：“经院方内部程序调查，并没有发现医生、护士在对崔业伟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有什么违规行为，应该说崔业伟的不幸过世，根本原因是他伤情过重，所以医院只能给一定数额的补偿。当然，如果您认为医院有过错，也可以申请鉴定。”
医务科长的回答听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如今医患关系紧张，与其说是医生群体和患者群体中个别害群之马作祟，不如说是医生和患者对医学科学的理解不一样，患者把医生当神仙，认为送进医院就应当救好病，医生却知道现代医学远没有发展到任何伤病都能治愈的程度。基于这样的理解分歧，医生认为自己尽力了，患者认为医生是草菅人命。
所以，这样的回答不可能令崔妻满意，她迅速从气势凌人的理性询问者化身为无理取闹的乡间泼妇，这和她极找律师又四处上告的方式非常像，当理智手段达不到目的，她就会“乱咬人”，各种咒骂的词汇喷涌而出，语调尖锐、语速极快，还带着浓浓的乡音，那声音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回荡，相当刺耳难听，好几个人都皱起了眉，却没人敢真正阻止她，这个时候谁招惹了崔妻，谁就成了她发泄不满的炮灰。
直到崔妻自己喊的累了，坐回到椅子上，医务科科长才再次开口，详细描述了整个治疗经过，医疗术语听起来云山雾罩，不过大家也都听明白医院的意思——崔业伟伤情严重，几经抢救，最终无效，以致死亡。
还没等陈浩说句话，崔妻就已经喊叫了起来，“我男人还喘着气呢，你们就惦记上他的心肝肺，到底哪个大官下的红头文件，你们才不治他了？”崔妻恨不得坐在地上哭嚎，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唯一的经济来源，他走了，自己怎么办？不，她不能被医生蒙骗，一定是个大官相中了丈夫的器官，否则丈夫身体那么好怎么可能撞一下就死了？
器官移植在现实中确实有时机上的困扰。医方在确定患者医治无效后，通常会有专人确认患者是否是器官捐赠的志愿者，或者直接联络患者家属询问是否有器官捐赠的意向。此时此刻的患者家属通常陷在家人医治无效的痛苦之中，很难客观回应医生的询问，臭骂医生一顿都算轻的，把医生当做贩卖器官的二道贩子的不计其数，做出阴谋论推断的亦不在少数。
医生肯定不会强迫器官捐赠，但不得不说在患者家属痛苦不已的时刻去谈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可器官移植时效性很短，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等患者家属走出痛苦的阴影，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一边是苦苦等待器官的病人，一边是承受亲人过世痛苦的家属，医生的本能选择是救治能救治的，而且不管医生多么小心翼翼地说话，也很难令患者家属在这么短时间内，心平气和地接受家人“死无全尸”的结果。有些观念，一时半会不可能改变。
再理智的人在那一刻也是有权利选择不理智的，所以在场人都很理解崔妻即刻的反应，可是如今崔业伟已经去世好几天，崔妻采取了诸如聘请律师、上访闹事的方式主张权益，悲伤早就退到一旁，更多的应该是理性考虑——我，能够在这起事件中获得多少利益？这不是说崔妻冷血，而是说她角色转变得快，或许也只有崔妻这样的人——经历贫穷、苦难、围剿、不堪——才能在迅速抽离悲恸的患者家属人设，而成为一名逐利者。这样不是不好，道德上、法律上都无从谴责，身处事外的人参不透她其实是在平衡了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种种现实因素后中做出了客观上的最优选择，而总是会把目光摆在上帝的角色里，居高临下地，鄙夷地，注视着。
科长解释了器官移植的有关规定后，又说：“器官捐赠是以自愿为前提的，家属不同意，我们既没有强迫，也没有道德绑架。”
当时，院方希望捐赠器官的话还未出口，那位医生的脸上就被挠上了三道血痕，崔妻几乎是嚎叫着扑了上去，这架势，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
很久没说话的陈浩一边翻看病历，一边思考着问：“医院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
科长转过头看着一直没说话的谢敏和安奕鸣，安奕鸣一愣之下回答道：“对，在我公司投保，限额不高。”
医疗责任险实际上就是在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如果院方或者医生因医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保险公司将依照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虽说这保险能够分散医院或医生的责任，但并不是所有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都会购买，当然，某方面是因为普及率确实不算高，不过更大的原因还是观念——买了这份保险就是默认水平不够，有可能出现医疗过错似的。这很类似于律师责任险。
崔妻斜着眼看安奕鸣，眼神从迷蒙，思索，到恍然大悟，“你是高律师的同事？”
安奕鸣没想到她能认出自己来，一瞬间有些尴尬，并没有接话，又说：“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院方有过错，所以我公司的意见是由专业机构对此次医疗行为进行鉴定。”
谢敏和安奕鸣是以安海保险公司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今天的协调会，身份上有些别扭，毕竟不管是作为交通事故肇事车辆保险承保公司还是医疗纠纷中医疗责任保险的承保公司，都不是所涉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既不能就责任发表过多意见，也不能和稀泥似的赔钱了事。
谢敏也悠悠说着，“据我公司了解，崔业伟方还欠着医院一大笔医疗费，不知道这笔钱院方是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