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人对董狐、齐太史的做法非常认同，认为每个有骨气的文人，都应该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用文字引导舆论，对权贵进行审判。
那就有个问题:
文人和史官为什么不怕死，权贵为什么对舆论宣判无可奈何?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文人和权贵的背后，是两条不同的权力体系，文人的背后是道统，权贵的背后是政统。
道统是国家的最高价值观，政统是国家的最高世俗权力。
正因为掌握了国家最高价值观的解释权，文人史官才敢理直气壮的说，权贵是粪土。
而权贵要是敢越界篡改历史，绝对要被其他文人口诛笔伐，即便骂不死你，也能把你气出高血压。
当然，董狐和齐太史的年代，并不知道什么是道统，他们只知道自己做为史官，拥有“礼制”等价值观的解释权，可以褒贬权臣，写什么就是什么。
直到晚唐的时候，韩愈在《原道》里提出“道统”的概念，并且给中国道统写下家谱，也就是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最后传到孔孟之手，核心就是仁义道德。
韩愈其实是把中国数千年秘而不宣的东西，全部提炼到儒家的框架里，然后把汉族的仁人志士都囊括进来，彻底意识形态化。
于是董狐、齐太史、司马迁，自然是中国道统的一部分。
到了宋朝，朱熹在韩愈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把中国道统的源头上溯到伏羲和炎黄，并且让程朱理学接了孟子的班，成为中国道统的正宗。
从此以后，一条文化传承脉络就固定下来了。
汉族国家文人只要承认“仁义道德”，就是认可了中国道统，而道统也赋予他们价值观的解释权，可以怼天怼地怼皇帝，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这种权力够不够大?
汉族的道统和政统，也就是价值观的解释权和国家政权，原本是合二为一的。
上古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到周公，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世俗社会的道德圣人，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可谓是言出法随，基本没人能对他们说三道四。
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礼乐崩坏，国家的统治者只顾打仗占地盘，再也不能承载圣人的光环。
于是道统从国家政权中分离出来，流落到民间文人的手里，具体来说就是孔孟，以及继承孔孟的儒家文人。
是的，儒家文人才是道统的继承人，才有国家最高价值观的解释权、农民、工人、商人和皇帝都没资格参与这件事。
哪怕你富可敌国，哪怕你权倾天下，也只能在国家政权里谋生，也就是属于政统的权力体系，道统和话语权是万万不能染指的。
这也是为什么汉族文人不在乎穷富，甚至标榜什么君子固穷。
因为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权力体系，做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文人就是没有加冕的土皇帝，最可怕的是，国家政权默认了文人的独特地位文人的独特地位。
即便文人们不停往家里捞钱，却能理直气壮的说，我对钱没有兴趣，我从来没碰过钱。哪怕是穷的叮当响的酸秀才，照样可以鄙视坐拥万亩良田的土豪。
是啊，我骂你就是代表圣人审判你，写一篇文章就让你遗臭万年，你能奈何?
有资本就能挺直腰杆。
不害怕就能理直气壮。
所谓的文人风骨，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由于道统在手，古代文人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势，他们可以隐居乡野，不参与国家建设，但能议论国家大事，甚至为民请命，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山中宰相。
他们也可以入仕做官，要求国家和人民，按照儒家的价值观来做事，一旦越过红线，文人们就能批评监督。
这就有了两个结果:
其一是儒家文人高高在上，终极理想是做帝王师，用天然的价值观解释权，指挥帝王处理国家政务，间接让国家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转。
其二是道统有权监督政统，也就是儒家文人可以监督批评政府。在这种语境里，骂政府和权贵就是政治正确。
比如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然后写了32首乐府诗，把大唐全方位无死角的喷了一遍。
那首“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就是白居易做喷子时的代表作。
白居易当然是为人民说话，但反过来看，不正是用道统批评政府吗?
谁敢说白居易做的不对?
可如果政府做了好事，绝大部分文人不会歌功颂德，而且要挑毛病说做的不够好，哪里还需要改正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