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年，临汾县一年收入两，存留本县的有两，其中用于当地宗室禄俸的两，用于卫所军需的889两，用于教育经费835两；起运至国库的两。地方卫所军支出仅占当地财政收入的1.6%。
也就是说，大夏军队新招募的兵领的是新饷，一个月总收入1.7两；而原来世袭的卫所兵领的是旧饷，一个月总收入大概0.5两。
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领旧饷的士兵逃亡后，又被别处军镇招募，改为领新饷。
“旧军强壮者，相率潜逃，就募别处。以致旧军日少，新兵日多。”
如此低廉的收入水平，造成军营士兵逃亡，军官纵兵掠夺，以骡充马，杀良冒功，吃空饷，养家丁等现象屡禁不止。
这也不难理解辽人为什么要把客兵当成第一恨了。这些一波波从各地援辽的客兵，都是拿刀拿枪的军事集团，怎么可能让自己穷困潦倒呢，自然就欺负到辽人头上了。
大夏军事制度的弊端实在太多，这里单说吃空饷一事。孙承宗曾在山海关抽查了一支队伍，册上数百人，实际上只有兵四十人，军官十七人。
也就是说，这57名将士瓜分了几百人的工资。
大夏帐上有兵，实际无兵，是二百年来的常态。像广宁在大战前编制上有十四万，但实际上有多少兵，只有鬼知道了。
大夏的兵制特点就是冗兵、低薪，喜多不喜精。大夏编制上的兵力是非常之多的，为历朝之最。
洪武年间全国总兵力约百万兵，到正统初期兵力达到顶峰，兵力约三百万，土木之变后，由于士兵大规模逃亡，兵力开始下滑，但基本保持在130万左右。但里面水分有多大，兵部始终是不知道的。
不但兵部不知兵几何，户部也不知户几何。
根据天启五年十二月户部公布的数据，“人户九百八十三万五千四百二十六户，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口半”。
为什么会有半个人，那是人口普查时刚好有人快生了，所以算半个人。看上去数据挺逼直的，但里面的水分更多了。
大夏建国初，朝廷做过一次人口普查。全国约1100万户，6100万人口。而经过二百多年后，全国仅有983.5万户，5165.5万人口。
简直太离谱了，人口居然还不如建国之初。这和大宋王朝相比也差很多，宋朝元丰年间就有1800户，1亿人口。
这两百多年来，大夏王朝并没有长时间的战乱，也没有大规模的瘟疫，更没有实施人口控制政策。为什么人口会出现负增长的现象？
这是因为有人在隐匿实际人口，以避税、避役。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在册田亩统计中。大夏应缴税的在册田亩长期大概比大宋少了2亿亩田地。虽然大夏在国土面积、水利技术、耕作水平远胜宋元，但可纳税的田地可少得可怜。
正是这些皇室宗亲、贪官污吏、地主豪强隐匿了大量的人口、田地，导致户部账上的数字远低于实际数。
大夏兵制不单是工资极其低廉，还是严重的欠饷问题。这个问题自万历时期就有，但一直没办法去解决。泰昌、天启两任皇帝比万历要慷慨得多。泰昌帝从内帑拨出400万两，而天启帝从内帑拨出2000万两，但依然解决不了军饷。
一个是万历留下的陈年旧债比较多，一个是辽地上逢战必输，再一个是鲁地、楚地又起叛乱。军费开支就一直往上涨。
一看宫中的白银如流水般涌出去，天启心疼了，也不舍得发了，甚至还让大臣们捐款助饷。本来就是因为收入过低，导致贪腐之风刹不住，这下让大臣捐款，反过来又滋长了贪腐。
试想，以朝廷这点俸禄，大臣们怎么可能捐款助饷。这大臣们几千上万的银两从何而来，不想可知。
一直以来，困扰大夏君臣最大的问题就是辽东军饷。辽东军饷在杨镐经略时，预算是每年三百万；在熊廷弼第一次经略时，预算是每年八百万；在熊廷弼第二次经略时，预算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到了孙承宗督师时，预算是每年六百万。
但是军费真的是多了吗？和大宋比起来，大夏帝国这点军费真的不算什么。
大宋后期军费开支约为9600万贯～万贯，占国家财政收入1.2亿～1.6亿贯的80%。按照1两银子兑换1.5贯钱来算，约为6400～8500万两。而大夏后期军费开支大概是1500万两，约占国家财政收入2000万的75%。
大夏的问题不是辽饷太高，反而是辽饷太低，其原因在于财政收不上来钱，准确的说收不到有钱人的税，只收穷人的。
沉重的宗室负担让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多少本色可以上缴国库，甚至一些省份还得靠国库倒贴，要是户部不给，就只能欠着宗室俸禄。
泛化的贪污腐败让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地主富商隐匿了大量人口和田地，富人应纳之税游离在国库之外。
奇葩的禁海政策让国家没收到一毛钱关税，反而要花钱养兵来平定倭寇之乱。
自逃兵风波起，言官们对孙承宗的指责逐渐就多了起来。孙承宗自知无力改变军队种种弊端，便滋生了退隐之意。
天启三年十二月，孙承宗再次上疏请辞，“方今，皇上主定臣不可回，而臣岂敢轻言回。但人已厌臣，即臣已自厌。凡关城兵马皆臣为主。今言者纷纷至于下部。臣岂敢自为聋哑。”
大夏皇帝不同意，好言安抚孙承宗，“今边防正急，卿还勉为联留”。
天启四年五月，孙承宗再次求辞，并推荐兵部尚书赵彦接替自己，皇帝依然不许。
到了天启五年，国库财政还在持续恶化。这次连账面的税也收不上来。即便收上来，也无法足额发下去。其原因就是有中间商在赚差价。
当年四月，户科给事中陈熙昌言道：“今时只知求多于加派而维正之供不能尽征，其拖欠于豪强。”当年，杨所修又言道：“库支之增加岁多一岁，而外解之拖欠年甚一年。”而此时，朝廷已欠辽东军饷一百七十余万。
天启五年六月，兵科给事中李鲁主向朝廷提意见，认为这么长期拖欠军饷不是办法，鉴于辽东这几年并无战事，建议裁汰老弱病残，精简兵马，提高战斗力水平。
“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庶堪持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虚糜自弊而不虞其后。”
大夏朝廷同意了李鲁主的意见，实施精兵政策，下令让孙承宗裁辽军。裁军之后，孙承宗上报朝廷，说关门兵马总数现在仅有人。但实行精兵政策后，辽军的战斗力水平是不是提高了，还有待实战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