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通过经济上的自我合作，完成了农业生产资料的整合，从而变成一个有力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
而这整个过程中，没有来自朱由榔的“高瞻远瞩”，没有来自中央或者地方衙门的引导或者干涉。
全部，都是当地百姓，在沿海工商业市场化浪潮中，自己摸索、探寻，最后实践出来的方法、道路。
仅在广州一府，这种形式的农业企业，就多达两百余，其中少的有三四十户，多的有六七百户。
新的农业生产秩序，解放了大量小农经济下，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
其实从宋代以后，我国就逐渐进入了地少人多的状态。而明代以后，随着作物引进和农业技术进步，农业人口事实上已经开始过剩。
如果不加以改变，最后就会变成清朝那样，粮食产量、人口激增，却反而导致人民的普遍贫困。
朱由榔对于广东的改变叹为观止，商业契约与合同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去年一年，《民律》施行以后，全国的民事案件，三分之一都发生在广东。
这并不是因为广东治安不好，而是因为过去广东的经济司法氛围，更加浓郁。
过去诸如合同分歧，贷还款延期，股份、财产、期货谈判之类的事情，还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是应该通过国家司法程序进行公证和申诉的。
而广东最先迈出了这一步
也正因为如此，广东本地出现了大量的，不以考功名为目的，主动考入中小学学习的读书人。
他们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习律法，从而成为讼师（律师），或者工商企业的司法代表。
过去，封建时代的朝廷官员，总是以“少讼、无讼”为荣，认为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喜欢打官司，是道德败坏的体现。
比如江西人喜欢打官司，就被官场中儒家士大夫们认为是“奸民”。
但事实上，将分歧付诸司法，敢于，善于用法律武器界定经济社会生活，才是近代化的标志。实际上，越“好讼”的地方，商业经济也往往越发达。
朱由榔的振奋之处，也就来源于此
过去，他在南京，在江浙，虽然奋发改革，但总是能感觉到那几千年积弊所带来的的历史必然性，宛若铜墙铁壁般矗立在那里，让人望而生畏。
而现在，他却在广州感觉到了另一种“历史必然性”。
人民并不愚昧，也许在某个历史的岔路口，他们需要少数人为他们撬动轨道，但当选择摆在面前时，他们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坏。
不只是他朱由榔唤醒了他们，他们也在选择自己。
那些被波及的既得利益者固然不会善罢甘休，可这些已经追上浩浩历史洪流的人们，难道就会束手就擒吗？
不会的，他会思考，他们会探索，人民的未来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也需是第一个打开门的人，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跨过门槛的人！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