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佐指示下，关城连忙派人向岳镇邦送信，同时派人乘着箩筐下城，核验对方身份。
报信的四名骑兵，属于理藩院护军署，这是大明境内，唯一除了御前、边防、民兵三个系统外，唯一合法的军队，数量不多，主要用于扈从派往各个建交国家的办事机构，如自贸区、伴使馆之类。
当然，也负责和内地的通信
位于肃州的岳镇邦得知消息，已经是两日之后的事情了
叶尔羌抵挡不住，并不出乎张煌言的预料
或者说，这本就应当是大明所设想的结果。
从光烈三年以后，对叶尔羌的扶持，并不意味着大明希望一个叶尔羌汗国永远存在于西北边陲，只是由于北伐迫在眉睫，而准噶尔磨刀霍霍的一种妥协而已。
自光烈八年履职以后，张煌言就开始对西北战略进行了自己的规划和部署。
也着力于搜集西域相关情报，填补了之前明廷对于漠北、漠西，卫拉特诸部蒙古的了解。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明廷对俄罗斯对亚洲扩张的信息，也更加明晰了。
光烈朝官员的一大特点，就是视野更加开阔，能够在关内的一亩三分地外，看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不说是世界视角，至少也算是亚洲视角。
就在来自叶尔羌的消息，传到正在西安的张煌言这里时，他正好在撰写即将递交给中枢的重要奏章。
《请征西域平卫拉特诸部疏》
类似于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多方威胁下，清末朝廷基于战略先后，区分为塞防、海防之别。
光烈八年以后，随着北伐战争结束，但朱由榔对这个崭新国家机器所注入的扩张基因却没有丝毫平息。
军中对于未来扩张的战略方向，也就分为了海外和内陆两个意见。
海权和陆权之争，自近代以来就屡见不鲜，尤其是对于大明这种海岸线和陆地边界同样广阔的政权而言。
东南亚战事既平，南海争端告一段落，大半个南洋地区都重新划入了明帝国的势力范围，海权派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海军，从过去仅作为北伐辅助力量的偏师，成长为可以和诸多御前军扳手腕的庞然大物。
尤其朝中多有议论，郑成功极可能成为大明第四位异姓军功封王，不对，人家叫朱成功，不算异姓王。
而且海权派并非只是海军一个单位势单力薄，军事只是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延伸，每个战略方向的背后，都有庞大的利益集团做支撑。
比如日渐壮大官办和民办造船工业，作为财政重要支柱之一的市舶司，大明海务公司的大小股东们，海商集团，以及服务于沿海对外贸易的各种工商业、纺织业、种植业工厂主和地主们。
这些才是海权战略背后的真正支持者，海军，只是其力量的体现而已。
当然，陆权战略的支撑同样不小，西域、草原能为中原提供大量用以农业的牲畜，和作为农业社会补充的牧业产品，其中许多地方，也适宜于耕种，而且土地平阔集中，是天然的大庄园、大农场。
这对于许多大中地主阶级，和许多新兴，以经营农庄为主的农业资本家，同样诱惑不小。
而且只以商业来看，游走于农牧产业之间，从事农牧业产品互贸的商人们，影响力同样不比东南海商们差太多。
虽然从之前南海和东南亚局势结束后的情况而言，海权派似乎占据了上风，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战争的搁置，也意味着其扩张的势头短时间内，就到此为止了。
张煌言也正是瞧准了这个档口，虽然在光烈八年以后，军费开始倾斜于海军，但这次东南亚和南海战争消耗极大，取得的胜利成果，也不是短时间能够消化干净的。
那么北方战场，自然就有机会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在准噶尔日益壮大的情况下。
光烈十三年，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军费预算调整，军方众多势力各显神通，而最终的结果，海军预算虽然没有削弱，但也得不到进一步的提升。
而军费总量是伴随着财政一同增长的，相较而言，陆军，尤其是北方四镇和安北都督府，得到了极大财政支持。
但张煌言明白，如果自己执意于在西北发动如光烈八年以前那种全面的大规模战争，恐怕得不到国内大多数派系和官员的支持。
故而，在这篇《请征西域平卫拉特诸部疏》，张煌言提出，征西之军，在精而不在多，最好能策动漠西蒙古和西域诸民族，像当初班超所做的那样，以夷制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