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的假倭后人消息当然也已经公布了出去，抄家银两中十万两用于赈济松江本地雇工和贫民的钱，钱谦益对外宣称是朝廷征税分成给下层百姓的。干过宣传工作的汪汝淳建议方岳贡，以后要多注意把松江的织工和雇农拉到官府一边，把一些工场主和各种商行压榨雇工、为富不仁的事情宣扬一下，对缙绅豪门在乡间仗势欺人的事情，也可以抓几个典型整治一下，激起被欺凌的乡民们愤慨，然后说朝廷多征税，除了用于抵御外侵，也能用于改善贫民生活。
这样人数更多的下层百姓就能支持战时新政多征收税，乃至调用富人资产。今后一些人再起来煽动抵制朝廷征税时，多数贫民不会参与其中闹事，还可能反过来帮助官府。松江府宣化司除了招收一些不得志的贫寒童生和生员以后，也可以用一些走街窜巷的民间说唱艺人，方岳贡都记下随即照办了。
开办官办钱庄的事情钱谦益也交给方岳贡办理，不仅可以借款放贷，也可以吸收百性和富商的存银。在征缴已定的田赋以外，额外向朝廷交纳粮食，就可以换取相应的银票在钱庄取银。
安排完了松江府的事情，钱谦益和汪汝淳带着已经革除功名的彭雯和李宾，还有吴瑛父女、尼姑庵主、刺激石田介六个涉案人犯和证人回了南京。南京城里已经传言四起，说钱谦益是被刺杀案惊吓地逃离了南京。
再一打听，王世德已经回北京云了，阎应元接替他来了南京。钱谦益又找到了阎应元，王世德因为钱谦益的交代要保护阮丽贞，临走前交代遇到急事可以去南京锦衣卫衙门向阎应元求助，在阮宅第二次受围攻时，阮丽贞知道出了行刺案以后事情比第一次更严重，就带着侍女和一些金银细软逃出来，直接找到锦衣卫衙门。阎应元就安排他们在衙门里先住下了，这几天南京城里又传出了阎应元和阮丽贞有私情的传言。
钱谦益对阎应元来南京的目的感觉好奇，还以为是崇祯知道了南京出事派他来的，或者是崇祯对钱谦益还是不信任。阎应元说南京的事情不可能几天之内就传到北京，也没有隐瞒，说崇祯交代他来南京是整顿南京的京营和锦衣卫，另外收拾左光先和陈洪范这两个恶人。这两个人跑不了，他来了之后撞上了两个大案，南京城里乱象不少，就先处理一些紧急事务。
阎应元介绍他从北京又带了两千精锐过来，先把南京京营的各级军官都换了一遍。还有南京锦衣卫人员也已经筛查了一遍，把锦衣卫军官里格外软弱散漫无能的纨绔子弟都清理出去，军官里盘剥克扣普通校尉，兵愤较大的也都被检举了出来处理了。对京营士兵和锦衣卫校尉里生活贫苦、家庭困难的也进行了赈济。
南京短时间内对京营和锦衣卫还无法像北京那样进行彻底的大换血，不过这样一番整顿下来执行维持南京城内治安的任务已经足够了。现在南京城表面上没有戒严，但是各种要害地点都已经安插布置了人手监视。一些生员会社的激进分子的活动基本上都处于监控中，只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没有公布。吴昌时这样的重点人物，阎应元已经让人全程盯紧，而且不会让他出城去。
阎应元说这个吴昌时也是这次他出发以前崇祯交代要特别关注的人，不过在阎应元到了南京后的八九天里，吴昌时没有要离开南京的意思，似乎对自己掌控局势的能力很有信心。
玄武湖黄册库房被烧的案子，南京刑部初审以后，已经按东林派系的意思认定是阉党余孽勾结湖中吏员干的，阉党余孽里阮大铖的影响和活动能力最大，已经发出逮捕文书去桐城抓人了，不过阮大铖提前得到消息，躲进了深山中，还没有抓到。
钱谦益已经知道了案件过程，当然不会再被流言影响。而且熟知东林内情，说起了以往东林的习气，办理案件时只要涉案嫌犯被认为是可恶的奸人，那就算被冤枉，也被认为是惩奸除恶所需，不算什么大事。李三才在万历年间时，故意制造冤案，让死囚诬陷攀咬税监手下的税使，当时已经是这样。东林中人明知是构陷，也不觉得奇怪，还称赞李三才好手段。这事还是东林中人夸耀李三才功绩时沾沾自喜说出来的。
名列三大案的梃击案也是一样，一个疯子张差手持木棍去闯太子宫，打伤了一个看门的太监之后就被拿下的事情。谁都能看明白这是制造事端不利于郑贵妃，东林把持审讯让这疯子招供说是受郑贵妃指使，去行刺太子，还指名道姓供出郑贵妃手下两个太监。
阎应元听了介绍也觉得滑稽，说郑贵妃就算真要刺杀太子，也不会蠢到公开让一个人拿着木棍去打一个东宫看门的太监，天下没有这种愚蠢的行刺办法，哪怕是换成一把匕首，也让刺杀太子的案子做理更像真的一些。
钱谦益说可是当年那些东林前辈，认定了这么荒谬的行刺故事，还以此为依据穷追不舍追究郑贵妃刺杀太子的责任。阎应元说基本的情理他们都不考虑，这张差要说真有人指使，那也只能是被东林指使故意去构陷郑贵妃，那才解释得通。即便是构陷，这手法也太拙劣了。
钱谦益说这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过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这些人的意思是只要他们针对的那人是所谓奸人，随便炮制一个案子，能把攻击的舆论指向奸人就行了，再拙劣也没有关系，也能达到打击奸人的目的。反正东林操控朝野舆论，这案子再漏洞百出，情理不通，舆论引导下，大部分人也不会朝不利于东林的方向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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