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到了三月中旬。
京城2000年的春天姗姗来迟，漫天的黄沙又开始有了苗头。
《周孝儒文书》的事情一直没有消息，也不知道是那货盗墓的躲了起来，还是货已经出了手。
唐大脑袋一天天神出鬼没，一周至少五天不着家，不是和大头鬼混，就是去网吧上网，有时候还去夜场耍。
穷人乍富，开始显露，不是好嘚瑟，又得找时间敲打敲打他了。
我提过盛京的暖暖，说如果真想和她好，我可以和鬼爷说，就让她来京城。
大脑袋说他提过，可那丫头左右而言他，看样子并不想来。
老疙瘩彻底迷上了电脑，一天天胡子拉碴，不修边幅。
他也总往外跑，还认识了一帮“同行”。
这个“同行”可不是什么荣门中人，都是一些爱好电脑技术的，有中关村攒电脑的，也有一些大学生。
这是正事，我很支持他。
过了年以后，宁蕾就去上班了，公司叫恒基伟业。
我留意了一下，还挺有名，是家大公司。
这家公司在广播、电视、地铁以及公交车上的广告很多，演员濮存昕面带微笑，举着个像本子一样的电子设备说：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宁蕾做的还是销售工作，据说公司员工人手一个。
拿回来以后，我摆弄了好半天，原来就是个电子记事本，能存电话号码。
或许是因为这个广告的原因，我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哥大”这个词再也没人叫了。
当然了，也可能是因为新出来的设备越来越小，越来越便捷的原因。
像我先前用的爱立信GH398，还有张思洋送我的摩托罗拉338C，个头就是越来越小巧了。
大哥大的气势消失殆尽，就这么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换了名字叫“手机”。
我很怀念它，就像站在新世纪回首二十世纪。
唐大脑袋他们三个每天早出晚归，都有自己的事情忙，只有我很清闲。
每天早上，我习惯地带上布丁和虎子去跑步。
宁蕾常常陪我，那俩货则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趴耳边喊都不起来，还拿枕头砸我……
我买了台YAMAHA的立式钢琴，就放在了书房里。
书房里整面墙的书架，也快填满了。
我还在附近一家琴行报了个钢琴班和唢呐班，每周都会各上一节课。
唐大脑袋说我附庸风雅，我说你懂个屁！
这货和姬老骚学坏了，说就懂我……
白天，我多数时间在书房喝茶看书，累了就弹弹钢琴或者吹一会儿唢呐。
蒲小帅抗议过，说唢呐声太响，常常有游客趴门缝往里瞅，以为家里在办丧事。
我很郁闷，把他骂了出去。
从雪城回来的那个早上，在机场吃早餐时，张思洋给我打过电话。
她的声音沙哑、懒散，没有为我的不辞而别发火，更没有埋怨，只是叮嘱我路上小心，还说了声谢谢。
这不像她。
有时我也会想起她。
好久没和她联系了，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我准备七月份去西藏，不想告诉她。
大头帮我买的陆地巡洋舰LC100到了，柴油的，V8发动机，双油箱，其他配置我也不是很懂，皮实抗造就行。
他说陆巡早就改名了，叫什么兰德酷路泽，我觉得不好听，没有陆巡霸气！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辆车了。
挺好，有事情出去的时候，基本不用抢车开了。
事实上，就唐大脑袋爱显摆，基本上每次出去都开那台凯迪拉克。
老疙瘩就很低调，大裤衩大汗衫，常常背着双肩包去挤地铁。
马上就要清明了，我提前一天，一个人开车来到了河北的易县。
第二天清晨。
我拉了一车的鲜花和纸钱，来到了华龙皇家陵园。
两位工作人员帮我都搬到了老佛爷的墓前。
其实，如果按照东北丧葬习俗，只烧一周年和三周年，老佛爷今年是二周年，可以不烧。
来之前，我还问了问后海几位老棋友。
他们说二周年可以上坟，只是人们讲究吉利，都以单数来算，所以才有了一周年和三周年。
满一周年时，去墓地烧纸祭奠叫“周年”或“烧周年”。
第二个周年叫“大祥”，也要去墓地致祭。
入乡随俗吧，毕竟老爷子是京城人，所以我就来了。
我要来扫把，将墓地一圈清理了一遍，干活完有些奇怪，因为明显有祭祀过的痕迹。
墓碑前有我去年来放的两瓶茅台酒，里面的酒已经空了，不知道是被人倒出来了，还是时间长都蒸发了。
酒杯、香烟、烛台东倒西歪。
可除了我这些东西，还有一瓶五粮液，和一条打开盒早已腐败霉变的中华烟。
我问那两个工作人员，“有人来过？”
其中一个老爷子说：“嗯，前年和去年的八月底，都来过一个老道士，一个人坐在墓前许久才走……”
我再问，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老道士？
难道是老佛爷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