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反骗素养如此之高的群众，震撼之余，索朗也有点发懵，想了想，才指着房东大姐手中的证件，说：“上面有我的警号。”
房东大姐打开证件，在索朗的指点下找到警号，仔细数过是六位数字，才抬起头，把凌厉的目光又指向钟鸣。
钟鸣会意，赶紧拿出自己的证件，指着警号请房东大姐审阅。
房东大姐同样数过警号的位数，确认是六位数字无疑，然后才把证件还给他俩，脸上的表情也松动了许多。
“您二位同志别见怪。”房东大姐又恢复了初时的热情，说：“几年前，我们掌柜的去外地跑长途，让假警察骗走了两千块钱。后来报了真警，也没追回来。我们片儿警小王听说之后，就告诉我，以后只要有人说他是警察，就让他出示证件，而且还要数数警号，必须是六位数。”
怪不得这位大姐这么专业，敢情是上过假警察的当，又有真警察支过招。索朗和钟鸣交换视线，一时竟无言以对。
消除了疑虑的房东大姐麻利地打开房门锁，拉门就要往里走，却被索朗伸手拦住了。
索朗说：“大姐，我们就进去看看，不会乱翻东西的，你在外面监督就行了。”
房东大姐很愉快地接受了监督任务，把四四方方的身体从门口移开。
索朗和钟鸣虽然不是专业的法医和痕检，但天天和马天浩那帮人混在一起，耳濡目染地也建立起了良好的现场保护意识。
因为没有随身携带勘查三宝（手套、鞋套和发罩），索朗只能再次求助房东大姐，让她给找来两副厨房用的一次性塑料手套和几枚创可贴。
把创可贴贴在鞋底上，又戴上一次性手套，索朗和钟鸣一前一后地走进常铁银租住的屋子。
这是一个大开间。初看之下，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独居男人的居所。屋子被收拾得井井有条，东西各归其位、干净整洁，只是各处都均匀地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显然有几天没人在屋里活动过了。
打开靠墙的衣柜，只见里面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码放着。其中，秋冬季的衣服居多，夏季的衣服则很少。
看来，常铁银的确走得很匆忙，只带走了一些应季的衣物。
这样想着，索朗又走向窗边的桌子。那是一张老式的书桌，上层并排有两个抽屉。抽屉空空如也，显然，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搜罗起来带走了。
那会是什么呢？让常铁银宁可少带衣服之类的必须品也要全部带走。
带着这样的疑问，索朗的目光转向桌子上方那个挂墙式的置物架。
架子里密密麻麻地码放着很多书籍。书目很杂，但整体偏向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
从黑格尔的《小逻辑》，到荣格的《红书》，再到勒庞的《乌合之众》，其中占比最大的还是各种刑侦推理类的小说。
索朗的目光划过一排排书脊，落在最底下一层隔板上。
隔板上留着浅浅的圆形印迹，是水渍干涸后留下的痕迹。索朗猜测，那里原本放着洗漱用品。牙刷是非常好的DNA检材载体，可惜，常铁银拿走了自己的漱口杯和牙刷。
这家伙的反侦察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多刑侦推理的书也不是白看的。索朗颇为遗憾地想着，同时目光四处游走，希望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
忽然，他的目光定在桌脚的纸篓上。那里面虽然没有引人遐想的、被撕碎的纸片，却静静地躺着一只喷鼻剂。
索朗弯腰捡起那只喷鼻剂，发现瓶子已经空了，瓶子上的标签写着“生理性海盐水”。
看着空瓶上长长的锥形喷嘴，索朗心中不由一阵激动——如果常铁银把喷嘴插进鼻孔里喷药，那么喷嘴上就可能粘附着鼻粘膜细胞，说不定就能由此提取到DNA检材。
索朗找房东大姐要了一只新的厨用保鲜袋，珍而重之地把喷鼻剂放进去。又让一脸好奇的房东大姐重新锁好门，并且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让任何人进去。
房东大姐的胖手重重拍在宽阔的胸膛上，承诺一定会守好门户。但旋即又皱眉问道：“如果常铁银回来了呢？难道也不让他进去？”
索朗虽然觉得常铁银不会再回来了，但还是郑重叮嘱她：“如果常铁银回来了，一定要第一时刻给我打电话，同时想办法拖住他。”
“当然，要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旁边的钟鸣适时补充。
对于两位便衣警察的关心和嘱托，房东大姐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使命感。索朗再三表示感谢，又让房东大姐帮忙，给住在隔壁的张攀登打通了电话。
据张攀登回忆：8月2号晚上11点左右，他下中班回到出租屋，正好碰见常铁银出门。张攀登随口问了一句“这么晚还出去呀”，常铁银说“老家有急事要回去一趟”，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至于常铁银老家是哪儿的，无论是张攀登、房东大姐还是同院其他租户，没有一个人知道。
见这边暂时查不到其他信息，索朗和钟鸣告别了房东大姐，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万嘉丰保洁公司。
万嘉丰的总经理万玉刚是个五十多岁、大腹便便的男人，梳着地方支援中央的发型，只可惜，发量过于稀少，尽管把头发盘得如同山路十八弯，仍然无法掩盖最中间那片熠熠生辉的光明顶。
听二人说明来意，万玉刚说：“常铁银前几天已经离职了。”
果然，还是晚了一步。钟鸣失望地看向索朗。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索朗问。
“您等一下啊。”万玉刚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内线分机号，找人事经理核实了一下，放下电话，说：“时间是8月3号。”
“那天的情况，能不能详细说说？”索朗问。
“那天一大早，常铁银给人事经理发信息，说老家有急事要离开。”
万玉刚把滑向前额的头发向光明顶的方向推了推，说：“人事经理跟我汇报之后，我立即打电话给常铁银，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可是他的手机却再也打不通了。没办法，我只能临时调派另一个人去森然公司。幸好，森然那边一直打理得井井有条，虽然是仓促换人，倒也没造成什么影响。”
8月2号刚发现线索，常铁银就连夜离开了出租屋，并且在8月3号一大早辞职，既避开了8月3号开始在森然的排查，又因为万嘉丰处置及时得当，没给森然造成影响，从而没有引起注意。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策划得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索朗摩挲着下巴，开始在脑子里按时间线整理各种线索。
8月2日午后，索朗在仁厚烟酒店和常铁银擦肩而过，那个时候他是去找孟凡龙下棋的。俩人一直下到晚上6点多，孟凡龙关店门回家，常铁银则去了不远处的爱华饭馆吃饭。据饭馆老板回忆，常铁银是7点左右结账离开的，当时看不出丝毫异常。
8月2日傍晚，案情分析会之后，吕大凯、付伟光和索朗又单独开了个小会，讨论后做了分工：由付伟光带队对森然公司进行摸排，而索朗和钟鸣则要再跑一趟海塘，把丘潮生带回甘泉。
8月2日深夜，约么11点左右，常铁银匆忙离开出租屋，一去不复返。
8月3日一大早，常铁银发信息请辞。万嘉丰及时派人去森然公司无缝衔接。
8月3日上午，付伟光带队，开始对森然公司内部人员进行摸排。不知何种原因，竟漏掉了常铁银这条线索。
这样想着，索朗心头浮起两个疑问：首先，8月2日晚7点至11点之间发生了什么？常铁银是如何在排查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未卜先知地逃离了呢？其次，付伟光在排查过程中为什么把常铁银漏掉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