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
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
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
多名女性被强奸。
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
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19年12月13日，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三任会长邵子平、陈宪中、姜国镇，捐赠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影像“37分钟”版“一寸盘”。
“37分钟”版影像新增受害者个案10例，是已发现的各种马吉影像版本中，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全面、内容最为丰富的版本。
2022年11月3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2年新征文物史料新闻发布会，包括侵华日军《阵中日志》、荣第1644部队照片等在内的共计453件（套）重要文物史料入藏纪念馆。
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肆意杀人强奸
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
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
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毅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
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
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军事训练残暴
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
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的自负感。
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30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
认定结果
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帅师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
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
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20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
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1932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1948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
于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
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
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
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
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
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
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
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
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 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
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 大问题绝不能作主。
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1937年12月2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于12月5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 。
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责任。”
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
中岛师团长在其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
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12月14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余名。
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延至19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
其次是第六师团。
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
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1936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1879年——1945年）。
他在杭州湾登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项：“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果发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