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1年的6月,时任沈阳市警察局长的黄显声就收到可靠情报,日军将对沈阳等东北城市发起袭击,进而彻底占领东北。
为此,黄显声征得东北边防军张总司令同意的前提下专程赶到南京,向国民政府的蒋委员长汇报了这一重要情报。
考虑到此时蒋委员长在南方所处的困境,政敌四野,经常给他下绊子,这个时候的蒋委员长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稳住他的南方基本盘。
东北那地方是东北边防军的势力范围,他蒋委员长是插不上手的。
再说东北还有东北边防军10几万的驻军,而日军在东北的驻军才那么2、3万,日本人真要有什么动作,也就是小打小闹想要一些利益罢了。
真要当面锣对面鼓的干起来,吃亏是绝对会是日本人。
再说,东北军的张总司令,明面上说是支持民国的一统,实质还是一系军阀,还是国内实力最为强大的军阀。
此时的东北军占领的地盘不仅有东三省,还有热河、察哈尔、河南、河北以及山东的一部或全部。
东北军的武器装备甚至比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都要好,武器装备完全能够自给。
能够削弱东北军,蒋委员长绝对会非常的赞同。
因而蒋委员长对黄显声的指示是“不必惊慌,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
黄显声失望而归。
而我们的东北边防军的总司令,在1929年的中东路战争中,已经被列强的部队打出了心理阴影。
少帅的能力和老帅比起来,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对于东北日军的频频活动,我们的张总司令怎么会不知道呢?然而此时的张总司令自己已经没有信心单凭自己的实力摆平日军了。
或者说,他不想自己单独面对日军。
如果和日军再打起来,损失的就是他自己的部队。
而且,作为一个军阀的一概观念,只要自己手里的军队实力仍在,失去的早晚都会回来的。
他却不知道,东北军一旦放弃了东北,就彻底失去东北的人心,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在1931年8月的时候,沈阳警方再次截获的关东军大量集结,布防异常的消息。
作为沈阳警察局长的黄显声判断日本人肯定会有所行动,无奈之下,只得改编全省公安警察部队,搜集发放枪支弹药,备战!
9.18事变爆发之时,有着内应的日军很快就攻破的沈阳城,然而沈阳城里警察的抵抗持续到9月21日,才因为装备不如日军且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沈阳城,在撤退的过程中,黄显声带领的警察总队收集沿途的警察,继续抵抗。
所以,有人说打响9.18事件中抗战第一枪的是警察,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至少沈阳警察的抵抗很彻底,是系统性的抵抗,至少在警察这一块,黄显声抗住了上面的压力。
9.18当晚,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北大营的抵抗其实还是很激烈的,进攻的日军独立第2大队也不敢贸然攻入北大营,后来日军的独立第5大队以及攻破沈阳城的第29联队加入对北大营的进攻、北大营三面受敌,619团和621团接到命令突围,而620团则担任掩护,最终第7旅突围至东大营,会和东大营讲武堂,随后日军合并进攻东大营。长春也同时遭到关东军第三旅团进攻,第七旅一路向东北方向的吉林突围,意图汇合吉林驻军,但随后蒋介石告国民书发布称:已经下令全国军队避免和日军冲突,数日后第七旅转道撤退入关。
底层的东北军抵抗意识很强,第7旅也是很想和日军好好打一仗,然而上峰严令东北军各部不得和日军接战,东北军的一些部队也纷纷撤退入关。
东北军主力这一撤退,失去的不仅仅的东北人民的民心,东北军的军魂也丢失了,使得东北军从此由国内一流军队堕落成二流的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
而那些随军入关的东北军士兵,也在内心的煎熬中慢慢虚度光阴。
对于东北军主力内撤,日军当然是乐见其成。
他们这一走,岂不是要将东北拱手相让,大大降低了攻略东北的难度。
东北军张总司令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然后,也不是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回了关内。
日军在占领东北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的抵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11月4日在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镇的哈尔戈江桥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江桥抗战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