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性善论”大家应当耳熟能详了吧，而他的“仁政学说”，就是建立在“性善论”和“重民思想”上的。你没看错，是“重民”。孟子作为儒家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人物，他深知百姓对一个国家之长治久安的重要性，所以他提出重民思想。
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也就是说，在孟子思想里面，最重要的是百姓，然后是江山社稷，最后才是君主。如果一个国家的百姓无法好好生活，又何来稳定的江山社稷；若江山社稷风雨飘摇，那么君主的地位定然也是摇摇欲坠的。所以，孟子本就没有将君主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君主反而是为百姓服务的，又何来臣下无条件顺从百姓一说？
因此，在孟子思想里面，能不能得民心，是君主能否成功的关键，失去民心的君主，往往会失去天下。基于这一点，孟子将商纣王作为反面教材予以批判，孟子说：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也就是说，孟子认为，桀纣失去天下之原因，在于其一意孤行以至寒了天下百姓的心，于是天下百姓都背离桀纣，桀纣自然就灭亡了。可见，在孟子思想里面，不是“上”决定“下”的命运，而是“下”决定“上”的未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孟子十分尊崇“大丈夫”精神，孟子认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大丈夫”一定是能够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要做到“居仁由义”，时刻保持本心，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因为追逐利益而放弃“义”，孟子主张以“义”来规范“利”。大家可以把这里的“义”理解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孟子认为，一个拥有大丈夫精神的人，不会因为一己私欲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将孟子“大丈夫”这一思想拿到君臣关系上，那么臣子则不会因为“一己之私利”去做“不义”之事，不会因为“畏惧”天子权威，而在不合理的命令下屈从。“违背道义，以求自保”的行为，肯定是孟子之“大丈夫”精神所不提倡的。
在孟子心里，一个拥有大丈夫精神的人，在“利”与“义”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选择“义”，也就是去做“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去一味迎合君主。
综上所述，儒家之有巨大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孟子，首先是将百姓放在比君主要高上许多的地位，所以，“儒家之君臣礼仪是要臣绝对服从君主”之“君上臣下”这种绝对关系，在孟子那里，是不成立的；其次，孟子之“大丈夫”精神叫人在面对“义”与“利”的冲突的时候，毫不犹豫去选择“义”。何谓“义”？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一个合格的臣子，绝对不会去盲从君主，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儒家之君臣礼仪是要臣绝对服从君主”这一说法中的“绝对服从”是不成立的。
不管如何臣子必须无条件服从，而不是去质疑，这几个人是不可能够轻松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