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为顺治对汤若望的重视，他的折子一直被压着。
顺治皇帝太喜欢这个汤若望。
可能他有点猎奇心理，见到这个从来没见过的洋人。
他经常亲切的称呼：“老爷爷。”
这对儒家王朝是少有的称呼，一个皇帝对臣子说老爷爷。
听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
直到康熙继位以后，汤若望等人为了回应他的状告，编写了《天学传概》一书。
就是这本书，让杨光先抓住了他“谋反”的证据，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中国官民的反感。
此书介绍了上帝耶稣的故事，指出中国人的先祖其实出自西方，就连孔孟之学也是信奉天主教以后的产物，整个人类都是天主教。
很明显，这样的言论没有把握好尺度，将中国数千年的经典写成西方的附庸。
这样的做法，不让皇帝起疑和反感都说不过去。
1664年，杨光先将自己对汤若望等人的意见写成《请诛邪教状》，上书礼部。
自此，朝廷开始明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将以汤若望为首的几十余名传教士及其家属逮捕入狱，并判处他们凌迟之刑。
不幸中的万幸，由于当时京师发生地震，朝廷大赦天下，汤若望逃过一劫。但这之后不到一年，汤若望就病逝于京师，永远地离开了。
汤若望被判刑一事，一方面有杨光先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他们编着的《天学传概》一书确实有很多言论是与当时中国的观念相冲突的。
是国人无法接受的，无疑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与愤怒。
他们妄图用几十年的传教撼动中国几千年的传承与信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从来就不信什么主。
也就是后世一群吃饱了撑的才会信主。
中国人只信那些能给自己吃饱肚子的人。
有个笑话是民国的。
一个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农村，他在这里任劳任怨了一辈子。
每天宣杨主，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只有两个信徒。
一个是傻子，另外一个是想借他的自行车买东西才答应做信徒。
除此之外，这些教在明朝时就被认为是邪教了。
自万历初年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到万历四十四年，已有三十多载。
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得益于利玛窦等人灵活而有针对性的传教方针和徐光启、李之藻等护教士大夫的支持和保护，来自大陆彼端的天主教在这东方古国逐渐站稳了脚跟。
和他们交游、学习的士大夫和王公贵族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像李贽、章潢这样的名士；身居九重之中的万历皇帝也逐渐认可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
尽管中国地区信徒的数量到1615年为止只有5000人，和同是新开辟教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相比还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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