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儿时的记忆里都有那么一个人，那个父母之外的人，他（她）会帮我们说服父母、帮着我们叛逆、带着我们玩耍、给我们买玩具，买零食。
张建国，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带着我疯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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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愣愣的站在我面前，额头有汗珠、眼中含着泪水看着我：“小强，你长大了，不要跟别人打架了，好不好？”
我冷笑。
“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你凭什么？从你抛弃我的那天开始，你就失去了管教我的资格。”
一个男人走进了警务室，他的身后跟着八九位大汉，清一色的户外作战服，齐刷刷的背对着我们，站在警务室门口。
进来的男人，是张建国，国邦集团董事长，那个小时候带我到处跑、带我吃羊肉串的‘张伯伯’。
女人在哭，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失声痛哭。
张建国把女人拉起来，搂着她，手在女人的后背轻轻的拍着，柔声说：“哪有你这样开车的？一路上闯了几个红灯你知道吗？多危险！”
女人不说话，只是伏在张建国的肩膀上哭泣。
张建国说：“你先回车上休息一下，小强这不没事儿嘛，我跟孩子聊聊，你先去车上等我们。”
张建国看了一眼我用领带包扎的右手，冲着门外的孙海平说：“海平，带你舅妈去车上等我，去我的车上，等会你把舅妈的车开回去，让小陈把医药箱拿过来。”
孙海平点点头，扶着她出门上了那辆银色的劳斯莱斯。
张建国把警务室的门关上，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上面，眼睛看着我，微微笑着。
我也看着他，不是我记忆中那位张建国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留着一头长发，还会去理发馆烫头，那时候的他，瘦瘦高高的，一天到晚嘴里都叼着一根烟，有时是点着的、有时的没点着的，反正就是在嘴里叼着。
面前的张建国，比以前胖、比以前白，头发梳的很亮，是整整齐齐的大背头，一身休闲装，手腕上带着一串我不认识的佛珠，圆圆的、亮亮的。
“怎么？不认你张伯伯了？”张建国笑呵呵的问我。
我只是看着他，没有说话，从我六岁还是七岁之后，我就很少见到他，这十几年里，只在奶奶去世的那天，我见过他们一次，也只是一瞥而已，我就冲进柴房里，躲着哭。
张建国还在笑，笑的很惬意、很大方，说：“臭小子，你吃了张伯伯多少羊肉串？昂？伯伯骑着车子带你全城找蜂蜜雪糕的事儿，你一点都不记得？”
我苦笑了一下，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跟张建国一起喝酒，每次他们喝酒，我都会坐在旁边蹭肉吃，父亲不让我吃羊肉串，说是小孩子吃多了影响发育，张建国就会反驳父亲，也会主动往我手里塞，说：“只要伯伯在，咱们小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谁要是不同意，我就跟谁绝交。”
父亲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你就惯着他，早晚被你带坏，到时候像你一样，一天天的打架斗殴去。”
张建国会跟我说：“男孩子，就要有一股狠劲，没打过架的男孩子，不会成为男人。”
他还会让我抽一口他的烟、让我喝一口他的酒。
夏天的时候，我想吃蜂蜜雪糕，厂子附近没有卖的，张建国还会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满城的冷饮店里去找。
他还会带我去放风筝、拿着他那随身的匕首给我削陀螺。
甚至，秋冬的时候，他还带着我去找一片杂草点火，跟我说：“回去了别跟你爸妈说咱俩放火了哦，他们会骂我的。”
再后来，我就很少见到他了，父亲告诉我说：“张伯伯回家了，他家不是咱们这里的。”
当往事被一个引子一幕一幕的重新导出来，在脑海里一点一点的拼凑起来，坐在我面前的张建国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的他，那个带着痞气、淘气、玩世不恭的张建国。
一个男人送过来一个医药箱，说：“董事长，要不要我帮着上上药？”
张建国接过医药箱，冲着那名男人说：“不用，我来就行。”
张建国把我拉过去，拆着我手上的领带，给我涂药、包扎，说：“还记得吗？”
我微微笑了一下，说：“记得。”
张建国把一把椅子踢到我跟前，说：“看你穿这身衣服，冷不冷？还穿西装？成大人了啊，坐下说。”
我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西装，衣衫不整。
张建国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身上，他只剩下一件军绿色的绒衣穿在身上。
我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跟眼前的这位儿时玩伴、如今的集团董事长说些什么，我无法接受这位儿时的‘玩伴’，最后跟那个生我的人走在了一起，他还是父亲最好的朋友，胜似亲兄弟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