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呈。”
重写完此文，乔兰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林子，你听见我的心声了吧，我好想你。一天不还你清白，我一日不会罢休。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金鸡滩合唱团在农垦局初次亮相，表现叫人耳目一新，掌声不断，力压全局。局长当场拍板：“就是这个节目了，回去再练练，等通知去参加会演就行了。找人借几套象样的衣裳穿上，弄得正式些。再选十个人，翻一番，加进去，气势弄足些。都去金鸡滩脱产排练，保密工作要做好。到时候一炮打响，叫大家伙儿也看看，我们农垦人不光会种地，文艺也上的台面，能文能武。”
局里又叫男人跟女人一搭商量着选了十个人，这下兵强马壮，男人干劲更足了。他提议人太多了，自己专职指挥，再找个拉手风琴的。局里请示领导说好这事儿，又挑了个人进来。局里跟汽车站协调了一下，把这二十一个团员跟专管的干事拉上，送到金鸡滩集训。
一切都很顺利，彩排顺利，演出顺利，得奖顺利，一切水到渠成，顺风顺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太顺利，太轰动，印象太深刻，没多长时间，就出了问题。
上纲上线的时代，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何况这么吸引眼球的演出。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不晓得被谁提了出来：“黑五类能唱东方红吗。”这个话题不断发酵，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传遍镇北上下，到处都是嘀嘀咕咕议论这事儿的人们。有的说天天唱东方红，不就是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造吗，不但能唱，还要多唱。有的说大庭广众之下演唱，这些人还是根红苗正的好，不然谁教育谁呢，这是路线正不正确的问题，歌红，人更要红。
上头发了话，男人女人各写不少于五千字的检查，深刻检讨自个儿的错误，深挖反思自个儿的错误。女人听男人回家支支吾吾学说了这事儿，气得一蹦三尺高：“这是卸磨杀驴啊，当初咋不说红不红，现在拿成分说事儿，还要不要脸，不写。”男人偷偷摸摸在办公室写好，自个儿写了一份，又仿女人的口气笔迹写了一了一份，交了上去。满篇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心是虔诚的，错是没有的。政治思想不过关，认识有限，理解不深不透，水平有限。今后概不奉陪。”
检查交上去的当口，广播上就成天在播“东方红”，大家伙儿都缄口不提这事儿了。男人心中冷笑：“不是不想提，是不敢提，再没人敢拿这事儿大做文章。这么红的歌，文章做好了还行，一句话说不好，一不留神，说不定自个儿就犯了错误。拿放大镜看事情，任何事儿都能挑出毛病来，谁敢打保票说自个儿就被挑不出来毛病。”这件哭笑不得的事儿就这么在广播里天天播放的“东方红”乐声中，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来年报纸上刊登新闻，“东方红”进了人民大会堂，就更没有人提这场并不算个什么事儿的风波了。可打那儿起，很长时间，两口子再没上过台，唱过“东方红”。大家伙儿都心照不宣，没了下文。为此，女人还在男人这儿嘀咕了很多次，每次都忿忿不平。男人说：“低调做人，低调做事，活自个儿的，不要想太多，没用。手风琴归咱了，没人提要回去，就很说明问题。大家伙儿心里有杆秤，心知肚明，公道自在人心，咱不亏。”
男人瞅见两娃娃放了羊，就把两娃娃引去了金鸡滩。两娃娃这下乐坏了，可去了才晓得，想错了。男人这个可爱的姐夫跟可亲的爸爸摇身一变，变身成了一脸严肃、横眉冷对的老先生。
沐生跟王凌一路上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一直嘀咕着去了要干些什么好玩又有趣的事情。男人一路上一声都没吭，任由两娃娃在那儿遐想。两娃娃感觉到了农场，那就是可以自由来去的好耍处。到了家，女人已经下班回来，正在做饭。男人把两娃娃叫到炕上说：“饭还没好，我给你俩讲个故事吧。”心心念念跑出去玩耍的两娃娃本不想听，可瞄上男人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脸，心里面又怯怯地不敢造次，乖乖地坐在对面。男人说：“前一段时间，我听了一个两兄弟的故事，我觉得说得挺好，就记了下来。说咱镇北有一大家子人，家里有两兄弟，两兄弟打小一齐搂着睡，一齐出去耍。哥哥不大爱说话，做事儿有些笨笨的，人家老爱笑话他，欺负他。弟弟聪明又机灵，人家老夸他长大肯定有出息。有一次哥哥在外面受人欺负，被打破了头，哭着回来了。弟弟晓得了，就拎了棍子，蹲在人家大门外的大槐树后面。一直等到快天黑了，打人的娃娃出了门，他二话没说，上去就照着人家头上来了一棍子，打破了娃娃的头。那娃娃的家长找上了门，把事情学说了一遍，要求给个说法还要赔偿。弟弟把哥哥往前一拉，指着他包扎好的头说，叫你家娃娃先说说这是咋回事吧。那娃娃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敢说一个字，一直低着头。两家人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自然不欢而散，结下了仇怨。有一天，大人们都上地里干活去了，家里只有小哥俩，哥哥烧开水做饭，不小心烫伤了脚。哥哥疼得直打弟弟，弟弟说，你不小心烫伤了脚，为啥要打我出气，我再不理你了。打那儿起，哥哥在外面受了欺负，弟弟再不管他的闲事。哥哥也不吭声，没有埋怨任何人，只是默默承受着。有一天，弟弟在外面疯跑，脚上扎了根钉子，躺在地上嚎哭，娃娃们一哄而散。哥哥上前不慌不忙，把弟弟脚上的钉子拨出来，把鞋袜脱掉，用手绢把伤口包扎上，用手用力摁住弟弟的脚掌止血。弟弟疼得用力捶打哥哥的后背，哥哥一声不吭，还是用力摁着。弟弟不咋疼了，哥哥把弟弟扶起来，背上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医院，叫大夫给弟弟处理好伤口，又把弟弟背回家。打那儿起，只要哥哥受了欺负，弟弟又去找人拼命打架，要给哥哥出这口气。哥哥还是一声不吭，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十多年过去了，两人都长大成人，哥哥成了一位能言善辩爱训呱人的先生，弟弟成了一位本分老实畏首畏尾的店员。哥哥不解地问弟弟，你咋混成了这样子。弟弟苦笑一声说，挨的黑砖太多了，怕了。如今你咋这么能说。哥哥苦笑一声说，受的冤枉太多了，怕了。”
两娃娃听得乐不可支，在炕上直打滚。等两人笑够了，男人平静地说：“王凌今天的作业就是把这个故事用笔写出来，沐生今天的作业就是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想到的事情写下来。谁写不够两百字，明儿早上没饭吃，噢，对了，明儿早吃山药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