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度掉了一下书袋，便细细地向崔耕解说起这县学的门道儿来。
说到县学，就要先说一下唐代的科举。众所周知，唐代的科举常科主要以进士科和明经科为主。而这参加科举的考生又是怎么来的呢？
科举的生源，一个是来自生徒，一个是乡贡。
由京师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和各地方州县学馆出身，通过学校的选拔考试合格后，由学校局举荐到礼部参加科举考试（即礼部试），称作生徒。同样是州县学出身，却得不到学馆举荐，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参加科考，叫乡贡。由乡贡入长安应试者，通称举人。
无论是生徒还是乡贡，这些未来都有可能金榜题名进士及第的学子，除了出自长安国子监等国家级学府外，都是出自各地州县的学府里（州府的学校叫州学或府学，县衙的学校叫县学）。
可想而知，在科举取士的唐代，县学的影响力有多大。
入县学者，必须是通过县试的童生，负责县试的自然是该县县令，一旦这些童生县试成功，县令便成了他们的座师。这些童生要么是寒窗苦读的寒门子弟，要么是私塾出身的大户人家子弟。但一旦进了县学，不仅意味着他们将来有了参加科举，及第入仕的机会，也意味着他们可以享用到县衙补贴的膳食津贴。因此，县学学子，也被称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
一县县学，通常都是有县令垂直领导，配有学正、教谕等人，还有一些负责后勤及保卫工作的杂役。因为学正、教谕等职，到了宋朝才成为官职。所以，唐代县学的学正，通常是聘请本县的退休官员来发挥一下余热，主持县学的日常工作，然后聘请部分有科考经验的举人来当固定教谕，最后再花重金延请一些有名气有才气的名士来当客座教谕，时不时地来县学上上课。如果将教谕比作教授，那教谕也分常任教授和客座教授。后者的才情和名气都教前者要高得多。前者零月薪，而后者则是重金。这点跟后世又略有区别。
……
听着姚度这番细细解说下来，崔耕大概其也弄明白了，重振清源县学的难度，到底有多大了！
首先，县学的校址，清源县没有。
其次，县学的学正、常任教谕，客座教谕，清源县没有。
再次，县学的资金，清源县貌似也没预算。
最后，县学的生源，上哪儿找去？自打贞观九年朝廷撤掉清源县学之后，清源的县试就一直没有过。清源的童生们都是到莆田县衙去参加县试。莆田县县学毕竟要培养莆田本土的学子势力，哪里会轻易录取清源县的童生？
久而久之，清源县数十年来没正儿八经出过一个进士，那也情有可原了。连通往科举的门都被堵住了，上哪儿金榜题名出进士？
这一连串的难题，都必须要解决，不然重振县学，压根儿就是个无解的难题。
姚度看着崔耕一脸闷苦的模样，又道：“县尉大人，你现在终于明白，重振我清源县学有多难了吧？卑职知道县尉大人家底殷实，哪怕县衙没有重建县学的资金预算，想必大人也能长歌袖舞，把资金和校址之事解决掉。但是唯读一件事大人无法解决。”
崔耕虽不通县学这些门道儿，但不代表他真的什么也不懂，继而苦笑道：“姚士曹是说，本官出身商贾，根本请不到德高望重之辈来我清源县学出任学正，也无法请不到有识之士来我县学出任教谕，是吧？”
姚度默然地点了点头，不言而喻。
这事儿崔耕何尝不懂？
自己这个堂堂一县之尉出身商贾，天底下哪里会有什么德高望重的退休官员和风流名士买账？如果自己出面去请这些人，压根儿就没人会鸟自己。这年头，讲出身、讲名声，尤其是县学这种功在千秋的孔孟之事，更是注重声望。相比而言，钱财就变得没有份量了。
难怪刚才姚度说，自己根本不适合来牵头操办这个事情。
他也郁闷，妈的，不是老子愿意出这个头啊，是宋温这孙子算计我，陈子昂那哥们撂蹶子啊。如果这个时候，自己还傻呵呵地去跟胡泽义去说这个事情，那真是驴了！
以胡泽义巴不得将自己整走的心思，不用想也知道，不但得不到对方的帮助，反而会让姓胡的借机找茬，甚至变本加厉也不一定。
要知道，从一开始，从认识董彦的那天起，自己跟胡泽义就注定是对手，而永远也成不了盟友！
咦？
董彦？
崔耕猛地想起这厮来，暗里寻思道：“老董好歹也是读书人出身，总认识几个学问人吧？再加上他有个如今圣眷正浓，贵为洛阳长史的恩师张柬之，认识的名士才子肯定多啊。如今老董能成为龙溪县县令，也是我家木兰春酒之功，怎么着也欠着我人情！这个节骨眼，他总不会见死不救，不拉兄弟一把吧？至于县学的资金及校址等其他，妈的，等老子解决完学正、教谕这些事儿，铁定要让胡泽义和宋温这俩坏种也要出出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