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王阳明不是一般人，对此不甚在意。但是，在他去世之后，这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按惯例，作为伯爵的王阳明应该追侯爵，儿子承袭爵位。但是，先前王阳明一再请辞得罪了嘉靖皇帝，他的学说更为权臣桂萼所不容，于是，这去世后的“盖棺定论”成了麻烦事。
桂萼主持的吏部给王阳明来了个“功过相抵”——平定叛乱固然有功，但没有接到命令就返乡是大罪，干脆两相抵消。至于王阳明的学说，则被全盘否定。
嘉靖皇帝对于这个处置还不满意，他觉得王阳明虽然立了点功，但那又怎样？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最终的处置结果是：“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简单总结就是全部撸掉，彻底归零，这是明朝第一次给王阳明“盖棺定论”。
尽管如此，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王学的传播已经无可阻挡：
一方面，王学对于本心的认知颇有“解放心灵”的意味，王学强调个人意志与智慧，天然受人欢迎。对比于传世数百年的程朱之学，王学虽然被称作“反动”，却更受新一代学者的欢迎；
另一方面，作为发轫于明代中后期的学说，王学天然适合于晚明的社会思想土壤，更容易被人接受；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王阳明很重视培养学生，他的不少弟子也着意培养学生，门人规模迅速壮大。到了嘉靖末年，朝中的重臣如徐阶、赵贞吉等人都算得上是王门后人。
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嘉靖四十五年八月，还没熬到第二年改年号，新皇帝就同意为王阳明平反，按照应有的规则，追封新建侯，追谥文成。隆庆二年五月，新建伯的爵位也被恢复，王阳明的嫡子承袭爵位，此后一直延续到南明弘光朝。这一轮平反运动，算得上是第二次“盖棺定论”。
恢复新建伯只是肯定了王阳明的“事功”，围绕他的学说，新一轮的“定论”又在酝酿。隆庆元年时，耿定向等人就上疏称赞王阳明的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嘉靖朝的廷议结果。而这，还只是开始。
既然王阳明有“阐圣贤之绝学”的功劳，那他有没有资格从祀孔庙？这个问题从隆庆年间一直吵到万历十二年，期间张居正等大佬纷纷下场参战。反对者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损害朱子学，甚至惑乱人心。支持者不仅尊崇王学，还把陆九渊摆出来做例子，说朱学并未因陆学而废，陆九渊也从祀孔庙，为什么王阳明不行？
大臣们争吵不休，最后把皮球踢给了皇帝。
礼部尚书沈鲤的本意是通过皇帝之口，彻底否定王阳明从祀的门路，毕竟万历的爷爷嘉靖把王阳明从头到尾否定了一遍。但是，万历皇帝受到申时行等内阁大臣的影响，也出于“叛逆”张居正的念头，偏偏批准了王阳明从祀孔庙。从此，王阳明成为了明代以军功封伯的三文臣之一；得谥号“文成”的二文臣之一，从祀孔庙的四文臣之一。可谓前所未有。
晚明大文豪王世贞称王阳明“文武勋德，为我朝冠”。近代以来更有“五百年来一完人”，甚至“中国最后的圣人”的说法。在这一轮的“盖棺定论”中，王阳明全面翻红，成为顶流人物。
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清朝编修完成《明史》，在《王守仁传》的“赞曰”部分再一次做了“定论”。较之于明朝人评价王阳明先事功、后学术的态度，清朝人更为肯定王阳明的学术，认定王阳明的事功主要得益于其学术。但是，清人在夸赞的同时，也批评了王阳明自诩圣学，傲视程朱，贬低同辈的态度。
在嘉靖年间，想赞颂王阳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万历以后，想要批评王阳明也变成了一件有些困难的事情。
王世贞曾有评论：“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思想颇为自由活跃的万历后期，讲求自我意识，强调自我价值的心学可谓完美契合了士大夫的需要——有志于建功立业者，可以用“追求本心”鞭策自己。只想荣华富贵者，也可以用“本心指引”为自己开脱。
在“本心”的引领下，只要你能说服自己，你做的事情就是对的。晚明文人本来就容易剑走边锋，甚至行极端之事，阳明学所具有的解释空间正符合了他们的诉求。在后学的追捧下，王阳明很快走上了神坛，阳明之学更是风靡一时。
近代以来，王阳明的地位一度比晚明还要高。1926年中国思想家梁启超在对青年的演讲中，将“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称作“唯一的救济法门”。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据说随身携带一块印章，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民国总统蒋介石自谓王阳明的忠实信徒，称阳明心学为“终生的食粮”。就连另一位非常着名的人物年轻时也深受王阳明的启发，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撰写过《心之力》一文，得到老师杨昌济的器重。
时至今日，自称崇拜王阳明、尊奉阳明心学的人依然很多，《王阳明全集》多次再版，据说，不少都被各位董事长、老板收到了办公室的书架里。面向企业家级别的“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已经召开了许多次，还有的公司专门花时间与员工讨论阳明心学。
无论是作为儒学，还是作为哲学，成系统地学习阳明心学显然都是有门槛的。但为何这么多人都能来追捧呢？或许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王阳明的地位太高，追捧他的名人太多，于是跟着追显然没错。另一个原因在于阳明心学看起来并不难学，不就是自己修炼心性吗，闭上眼睛，想想自己的雄心壮志，似乎就成了“心学”。而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加班加点去付诸实践，这似乎就是“知行合一”了。
那么大家想一想，王阳明到底是圣还是人？其实我前面的讲述已经已经很清晰了。
另外，阳明学在日本的火热也是例证，日本虽然早早就引入了阳明学，但尊崇的高峰发生于幕府末年、维新时期。当时的日本处于多灾多难之际，阳明学的责任感与体验心深深启发了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使团考察西方，就深受阳明学知行之说的推动。正因如此，才有“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的说法。
回归本身，近代以来阳明学说深受追捧，自然也与当时中华民族身处的境况息息相关。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与维新之初的日本具有类似的情况，都急迫渴求改变现状，像王阳明这样既有学术成就，又以“事功”拯救国家的伟人自然受后人尊崇。另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心学更容易表现为具有实操价值的方法之论。从“致良知”到“知行合一”，这个过程可以简单解释为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去努力，期间初心不改，百折不挠，直至于成功的历程。尤其在艰难的时局中，阳明心学的哲理表达更有滋润心灵的功效。
总而言之，近代以来，阳明心学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当属“知行合一”，其他部分则未必那么有积极意义。
而以我个人粗浅的理解，阳明心学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心学无法回答“恶的问题”，既然人心本是好的，为什么接触外来事物会产生偏差？进而出现恶？这么说或许有些太哲学，扩大到现实中，问题就会表现为“我认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做”。只要你能从本心出发，论证自己所做的事情符合“致良知”，即便此事有违道德、有违国家利益，乃至有违法纪，都可以理直气壮去做。晚明以来，王门后学之所以会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皆与之相关。
其次，作为为人处世的哲学，心学并不适合于绝大多数人。对于根性好、天纵奇才的人来说，心学让他们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但在客观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高的才华，与其陷入自己的“本心”，倒不如像程朱所言，按照前贤指定的道路老老实实地按部就班，修成正果。
最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心学在古代也不是理想的治国之学。王阳明虽然讲求“知行合一”，强调亲身践行。但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知行合一”往往成为脑袋知道、嘴巴践行的自我感动。晚明的许多士大夫之所以被批评为“迂儒”，莫不与之相关。
更何况，人人都“致良知”而行，可每个人的“良知”是一样的吗？从明末到近代，有不少政治人物都自称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但仅凭心学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案例并不多。由此可见，“一念开明，反身而诚”的心学固然吸引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激励、陶冶心情，但更关键的兴亡之道还在心学之外。
金组长不愧是研究思维运动的专家，他这一席涛涛江水一般的长篇大论下来，大家非但不觉得厌烦，反而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深陷其中。
主任带头鼓起掌来，车厢内一阵久久不息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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