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事实，几个大佬不作声了。
于是韩琦上书，三代汉唐皆籍民为民，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能维制四方而威服四夷。
天宝后废不能复，一直到五代，都是广募长征之兵（终身制兵士），故困天下而不能给。
今之义勇，河北十五万，河东八万，勇悍纯实，生于生性，而物力资产父母妻子所系，稍加简练，即为唐朝府兵。
富弼疑惑啊，韩琦便大咧咧道，公不见那个小寨子一战乎？说老实话，禁兵确实不及边民了，但但但，富弼但就是想不通错在哪儿了。
陕西曾经三丁先一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军，不过夏国纳服，朝廷拣放，所存无几，请于陕西三丁刺一，不刺面，仅刺手，百姓也不惊赅。
不过韩琦还怕大家反对，又提出来先于永兴军（长安）、河中府与凤翔府先刺，观听既安，然后次之诸郡。
枢密副使胡宿认为三丁刺一，主要就是防范西夏入侵的，所以应当从沿边诸州军开始刺。
听着两人的争议，赵曙说道：“不如立即执行。”
何必要试探，直接于陕西刺吧。
这正符合韩琦想法了，立即让徐亿与李师锡下去刺丁，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选其年二十到五十才勇者充丁，五百人为一指挥，置指挥使正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十月教习一个月。遇敌召集，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
司马光急了，上了第一道奏章，赵元昊叛乱时，王师屡败，缺少正军，于是籍陕西百姓三丁选一，以为乡弓手，又刺充保捷军，可是百姓乃耕桑之民，不习战斗，军中既费衣食，私家又须供给，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况且陕西不是无义勇，已有三丁充一为保捷。况且近来屡遭凶灾，一旦此诏下达，百姓必大惊扰。
奏上，不报。
于是司马光又上第二道奏章，备边不仅是添兵马，贮粮草，更在于择将帅，修军政，将帅不才，军政颓敝，却无故籍耕桑之民，是添其惊而无其实用。一旦征刺开始，人人有丧，户户被掠，逃避于外，官中又执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便卖其田宅以求购赏。刺面之后，军中教头又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必须从自家取出来，若是送到千里之外戍边，父母必为其子送衣粮，其家便会立即破产。又有人必逃亡，刑狱必繁，是有害而无益，请陛下三思。
奏上不报。
于是司马光再上第三奏，说命曰，无耻过作非，请立即追而止之。即便康定拣乡弓手，也不刺手，只是充保捷军时才刺。就是那样，富有之家也是雇召壮捷之人充替。今十几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再是平民，其害还甚于康定之时。
奏上不报。
司马光再上第四奏，太祖、太宗之时未有义勇，至于正军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广南，克江南；太宗取两浙，克河东，一统天下若振槁拾遗。此岂义勇之力也？陕西乃是刘平任福葛怀敏相继覆没，正军不足，只好增加乡兵。就是这样，终不能出一旅之众讨其罪，于是含垢忍耻，假以宠名，诱以重赂，仅能免事。安有国家大计，却骚扰一路百姓，使之破家失业，当成儿戏？
奏上不报，于是司马光便又写了第五奏，第六奏，仍象石沉大海一般。
司马光急了，闯入中书问韩琦。
韩琦说：“兵贵先声后实，今谅祚桀傲，听到陕西骤增二十万兵，岂不震恐？”
敢情他以为司马光是富弼呢，好忽悠。
司马光立即回答：“兵之用先声，是因为没有实力，必须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现在我们增兵二十万，不出十日，恐怕兵还没有增好，西夏便得知了真相。那时他们会不会害怕？一旦打过来，我们用什么抵挡？”
韩琦只好回答道：“文书已张贴出去，以后不再让边民充军边防就是了。”
“我很怀疑。”
“我在此，难道你不相信么？”
“不但我不敢相信，恐怕韩相公也不能自信！”
“难道你敢藐视我？”
“相公长在此位可以做到，但万一他人当此位，因为看到了相公之举，派这些乡勇运粮戍边，易如反掌耳。”
韩琦不能答，大半天后只好抛出王家寨一战：“君实，实乃禁兵不得重用，我朝新君刚立，不得不防也，有比没有的强。”
“那是特例。”
“特例也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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